位於臺北市西區的萬華——舊名寫作「艋舺」。探究其地名由來，乃因此處昔為蕃人駕獨木舟往來之地，是蕃語「獨木舟」（ヴンカア）發音轉譯而來。在這臺北最古老的街區，許多房舍和道路都讓人發思古之幽情。本寺創建於清乾隆三年，主祀觀世音菩薩與阿彌陀佛。每逢祭典就有數以萬計的善男信女前來參拜，實為北臺灣本島人的信仰中心。如今的廟宇於大正九年竣工，金碧輝煌，匯集本島人建築之精粹。 〔按：原文「蕎人」應為「蕃人」之誤植。〕
【以上為寫真旁附原文】

萬華龍山寺始建於清乾隆3（西元1738）年，是清代臺灣五座龍山寺中創建年代居次者，另外四座是創立最早的臺南龍山寺（西元1715年），三是鳳山龍山寺（西元1764年），四是鹿港龍山寺（西元1786年），最晚為淡水龍山寺（西元1858年）。因應早期臺灣移民社會的族群和信仰發展特色，龍山寺的所在地見證了泉州三邑——晉江、惠安、南安——移民發展史。龍山寺除了供奉佛教的觀音，也奉祀民間信仰的媽祖、關聖帝君、文昌帝君、月老等神明，是普遍存在而具有臺灣特色的「民間佛教」，其寺廟經營的主事者多為當地仕紳商賈，如改築建醮時捐獻巨資的辜顯榮(1866-1937)，具有地方宮廟的色彩。龍山寺歷經清嘉慶、同治年間幾番整修，大正8（西元1919）年又進行改建，大正13（西元1924）年完工，由泉州名匠王益順(1861-1931)設計，中軸線依序為山門（四柱三間牌樓）、前殿（三川殿）、龍虎門、中殿（正殿／圓通寶殿）、東鐘樓、西鼓樓、過水亭、後殿與左右護室，廟埕左右有飛瀑水池。二戰期間，龍山寺在「臺北大空襲」中被誤判為軍事目標，正殿與東側護廊遭燒夷彈炸毀；幸而，昭和16（西元1941）年攝影家李火增(1912-1975)在龍山寺拍下一系列紀實作品，留下珍貴的影像紀錄。本照片為西側廂房往正殿方向拍攝，中門上牌匾為光緒皇帝(1871-1908)御賜之「慈暉遠蔭」，歇山重簷式的屋頂、簷下有木雕斗栱、吊筒等裝飾，另中央有圓形螺旋藻井，華麗精緻。今日所見龍山寺除正殿之外，幾乎維持大正年後的格局。

徐佑驊 -「111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

本島人最虔信的神明以媽祖和城隍爺二者為尊。城隍爺是在人死後審判其生前隱而未顯的罪行的神祇，是天帝身旁盡忠職守的檢察官。本島人深恐死後的審判，故而在世時事先對其奉承酬謝。從這層意義來看，就不難理解城隍廟祭典為何總是如此瘋狂熱鬧。祭典為農曆五月十三日，到了這天全臺北市的本島人都會放下一切事務來祭神。僅大稻埕一帶的參與者就超過十萬。 〔按：原文「双壁（かべ）」應為「双璧（へき）」之誤植。〕
【以上為寫真旁附原文】

清咸豐3（西元1853）年，艋舺發生「頂郊」三邑人與「下郊」同安人的械鬥事件——即「頂下郊拼」——同安人不敵，遂轉往大稻埕發展，同安人渡海來臺前，由原鄉求得之分靈神像「城隍老祖神像」也一同落腳此處。隨著同安人在大稻埕發展逐漸穩定，大稻埕霞海城隍廟於咸豐9（西元1859）年完工。關於霞海城隍廟的遶境活動，於清光緒5（西元1879）年已有紀錄，然其後直到光緒20年日人領臺都無相關紀錄，直到西元1898年《臺灣日日新報》創立後，除了昭和12（西元1937）年推行皇民化運動，幾乎年年都有相關報導，可謂全臺盛事，民間因而有「五月十三人看人」的俗諺。霞海城隍廟位於今迪化街，日治時期為永樂町範圍，本照片所拍攝的地點應是遶境人潮行至太平町街道，今延平北路路段。照片右側建築一樓有「寶香齋支店」招牌，寶香齋由廈門人余傳臚(1848-1937)創立，有多間分店，本店位於永樂町，是臺北老字號的臺灣人餅店，西元1928年夏天在太平町三町目設分店。建築二樓的「太平齒科醫院」位址，於西元1931年由畫家楊三郎(1907-1995)之兄楊承基開設「維特珈琲店」，細看照片中摩肩擦踵的人群有許多頭戴「臺灣巴拿馬帽」的男士，由此判斷照片拍攝的時間可能為1920年代，且不晚於西元1931年。

徐佑驊 -「111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

泰雅族的固有習俗，男子以出草獵得首級被認可成年，女子則以嫻熟織布技巧時在臉上文面表示成年。布的原料是自製的苧麻絲，多為白底豎紋，但太魯閣群有時會將棉絲、毛絲混合織就。染料主要使用的是取自薯榔（像蒟蒻薯的東西）根的茶褐色汁液。
【以上為寫真旁附原文】

照片是兩位原住民少女在家屋內織布的景況，兩人都尚未文面，應還在學習織布未及成年。臺灣原住民的傳統織布機以水平織帶機為主，又分為水平式背帶腰織機、足撐式背帶機，泰雅族使用的傳統織布機以足撐式背帶機為主，其結構包括：由整塊木材刨挖而成的qongu織布箱、kikut固定布軸、bgira打緯棒、ikus梭子、wakil背帶、kusun綜絖棒、qara分隔棒、lmamu挑花棒。織布者在進行時席地而坐，腰帶繫於腰間、足撐織布箱增加布的張力，又稱「地機」。泰雅族女子在七、八歲時，並會跟隨母親或家族女性長輩學習種植苧麻，以及剝取纖維、染色、製線、織布的技術。苧麻線染色的原料萃取自植物根、莖、葉的汁液；薯榔根內部有紅肉多汁的纖維，染色時將其去皮、切片，放入大鍋加熱，並與白色苧麻線一起煮沸二至三小時，清洗風乾後即可得紅色苧麻線。薯榔汁液不僅可強韌纖維，更具有防潮、防蟲的功能。《臺灣寫真大觀》中也有一張同名寫真，但照片裡的泰雅族婦女坦露雙乳、背著一個嬰兒，額上、兩頰、唇部有清楚的紋樣；她坐在室外的地上織布，旁側還有兩位稚童。該寫真的原文說明與此張照片說明文內容幾乎相同，惟最末多了一段描述：「這張照片是正在紡織的蕃婦，在她背上天真無邪的嬰兒，以及蹲著的兩個孩子也是她的愛子吧？」另一張約1920年代、由新高堂發行的彩色明信片，與《臺灣寫真大觀》也是同一位織布的原住民婦女，只是圍繞在旁多了一位綁著頭巾的婦女以及更多的孩童。明信片的說明文字記錄其為Ririyon社（今新竹縣五峰鄉玉峰村）泰雅族婦女。

徐佑驊 -「111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

臺灣的水田平均使用到表土層下十二糎〔按：公制長度單位，即釐米、公分〕，這是因為使用本地傳統的犁無法再耕耘得更深。如今正鼓勵使用日本內地式深耕犁。整地的方法大致相同，惟農具有異。首先以犁翻土二至三回後引水入田，再用刈耙（馬鍬）耙地使之平整。將手耙接上蓋筒（圓形大筒，橫放），進行更深一層的整地。此外，水牛拖曳著手耙的悠閒景象，正是本島的特色。
【以上為寫真旁附原文】

本照片中，水牛拖曳著的應為「磱碡」——一種滾動式農具，通常在第一期水稻收割後、第二期稻作前，用於粉碎殘留的稻株。其腳踏板與橫頭的構造類似刈耙，中間的磱碡捻原使用於旱田，後為適用於臺灣的水田，磱碡捻多以木頭製成七葉放射齒狀，如此可以克服泥漿上推的問題，達到將稻株壓入土中，使地面均平的目的。當水牛拖著磱碡，前踏兩端有藤環連結牛繩，農人會右足踏在前踏板、左足踏後踏板（如本照片所示），踩踏其上增加重量，提高整地效果。臺灣的牛隻引進，最早可溯及十七世紀荷蘭時代，由澎湖輸入牛隻到臺灣，到了清領時期，《諸羅縣志》記載臺灣「多黃牛⋯⋯近年水牛載自內地」，傳統臺灣農田中主要以水牛、黃牛作為勞動畜力，牛隻與常民生活息息相關。水牛輸入較晚，但力氣大，適合在土質濕軟、因含水而重量較重的水田中耕作，由於天生汗腺較少，勞動時需適度休息、補水降熱，或至水塘浸浴散熱。經過兩個世紀多的引進和在地繁殖後，水牛的需求隨著臺灣水田的開墾漸多，數量也遠超過較早輸入的黃牛。「牛」與農業、臺灣（人）的意象連結，常見於寫真帖中。有時是與農人一起的「耕田」勞作形象，有時是鄉野間的「水牛群遊」閒散形象，更有時會在寫真帖或畫展圖錄封面，以代表臺灣的主角之姿呈現，藝術家以「臺灣牛」為創作靈感，源自於生活文化的親近性，也或許某種程度上是回應了鏡頭下投射出的臺灣想像。

徐佑驊 -「111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

臺灣自古以來，沒有鑿井之常民用水多取自溪流或小河。如今雖有自來水的供應，依然會有婦女在池邊洗衣；她們在河岸邊上，或坐或跪、有老有少、提桶端盆地召開「河邊會議」〔按：原文「井戶端會議」指的是婦女在井邊東家長西家短地交流〕，歡聲笑語也隨著浣衣的流水片片淘洗。中下階層婦女的一天，就這樣在炊煮與洗滌中度過了大半時光。照片是宜蘭的街頭速寫。
【以上為寫真旁附原文】

臺灣婦女三五成群在河邊洗衣的景象，對於日本人來說是新奇的文化體驗。日人治臺之初，明治29（西元1896）年5月出版的《征臺軍凱旋紀念帖》，由隨軍攝影師遠藤誠(1855-1903)編輯發行，其內容不僅有日軍登陸臺灣與澎湖的戰事實況，更以影像見證彼時風土民情，其中就收錄一張「臺北艋舺市街內池畔中國婦人的洗衣」。明治41 （西元1908）年《臺灣寫真帖》、大正元（西元1912）年《臺灣大觀》、大正4（西元1915）年《記念臺灣寫真帖》等都有婦女河邊洗衣的影像。而日人對於洗衣風俗的好奇，也在《臺灣紹介最新寫真集》、《臺灣總督府圖書館寫真帖》、《臺灣拓殖畫帖》中展露無遺，除照片的呈現外，還以文字鉅細靡遺地描述臺灣婦女洗衣的步驟與日本內地相比的種種細節：日本內地是將衣物放入洗衣盆，拿到井邊洗衣；臺灣人則是到溪流池畔，身體前傾、左手壓著衣物、右手打水浸濕後，敲打洗滌⋯⋯。在明信片帶有觀光、旅遊性質的介紹文字中，更提到「在臺灣的旅行者被一群婦女在河邊洗的模樣所吸引」，足見此文化衝擊之吸睛程度。

徐佑驊 -「111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

稻米一年有兩穫，收成時節滿山都是金黃色的花⋯⋯明治三十二年總收穫量是兩百萬石，昭和四年時已達七百萬石，可謂連年豐收。稻米是本島三大農產品之一，總督府目前也正致力於獎勵品種改良與栽培工作上。特別是近幾年，蓬萊米栽培的成效卓著，有大部分輸往〔日本〕內地，在市場上與內地米受到同等待遇。照片攝於一期稻作收穫時。
【以上為寫真旁附原文】

此照片為農家收割稻米的情景，圖中央為打穀用的農具「摔桶」，又稱稻桶、打穀桶。總督府殖產局於1921（大正10）年出版的《臺灣之農具》，記載其名為「削桶」，或稱「楝桶」、「粟桶」；整體農具包括削桶、桶梯、笨仔三個部分，作為稻穀脫殼之用。削桶為底部的大桶，通常為橢圓形或梯形，用來承裝稻穀；桶梯斜架在摔桶內，以人力將稻穀拍、摔在桶梯上，讓穀粒脫落在桶內。使用時，在桶上架竹竿、圍上麻布網，即「笨仔」，避免打穀的過程中稻穀噴飛。以上三部分裝置可靈活拆卸，在摔桶底部有鐵環穿繩牽拉，便於在田間移動。收穫時節農家在稻田打穀的田園風景，散見於各寫真帖，並以臺灣特有風情畫的姿態活躍在廣為傳布的明信片上，如發行過許多明信片的鈴木勇進堂，有一張本島人稻米收割情景的明信片，圖說為：「（台灣）本島人稻刈取リノ景」、「Custom of Formosa」；生蕃屋商店發行的明信片，則將打穀桶與踩踏龍骨車並置在同一個畫面中，圖說為：「（台灣）本島人ノ稻扱ト龍骨車」、「HARVESTING BY NATIVES AND THEIR WATERING MILL.」這些收穫、打穀的圖像與說明，大部分以臺灣本島人（漢人）為主，但也有少數是原住民使用同樣農具的圖像，應可理解為原住民部分農作逐漸漢化的過程。舉凡與「農業生產」相關的圖像主題，一方面作為臺灣殖民地的象徵，另一方面更是對外宣傳的重點。日治時期皇族來臺，臺灣總督府多會安排這類本島人生活場景供皇族觀覽，記錄1927（昭和2）年鳩彥王(1887-1981)來臺訪視的《朝香宮鳩彥王殿下臺灣御成寫真帳》就有水牛耕田、水稻農作等寫真，以及演示打穀桶收穫的場景。

徐佑驊 -「111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

〔日人〕領臺以前陸路的唯一交通工具，直至今日依然存在。在都市中常見，但也不僅限於交通工具之用，而是祭儀或葬禮時的乘載工具。在窮鄉僻壤則純粹作為交通工具之用；在無汽車、臺車之便的鄉間大約會有一、二間轎屋，此種組織與〔日本〕內地的人力車場大致相同。轎夫是講究呼吸吐納的一門生意，可不是人人都能勝任。〔此照片〕好一幅不合時宜的風景啊！
【以上為寫真旁附原文】

轎子，又稱輿、肩輿、抬椅、滑竿等，是東亞社會古老且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及至今日仍是某些地形崎嶇、特殊的地區所依賴的交通方式。臺灣轎子的使用，與漢人移入有關，通常由兩人至八人來抬，前方由較有經驗者導引方向，後方轎夫以肩負的重量與壓力，調整步伐與方向。臺灣傳統的「轎」與當時日本內地的「籠（篭，かご）」用途相似但結構不同，臺灣轎多以竹或藤製成，用兩根長約二間半（約四公尺半）的竹子架上轎身，轎的四面有窗，並貼上藏青色的紙做裝飾，乘坐者由前面乘轎、落轎。轎子並非漢人獨有的交通工具，山區的原住民也有用作輕巧移動之用的竹轎，如臺東阿美族的「蟹轎」，因乘坐者必須橫著坐而得名。綜觀日治時期留下的照片、明信片等圖像，多有以轎子作為臺灣本地特有的「風俗」象徵，從早期的《臺灣土產寫真帖》、《臺灣風俗與風景寫真帖》等，都能看見轎子被收錄其中，有時候也會與城門、椰子樹、竹筏、養鴨人家等「同框」，演示日人眼中的臺灣特色。

徐佑驊 -「111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

赤崁樓為西元一六五〇年，荷蘭人建造的普羅民遮城〔按：原文「ブロヴィデンチア城」應為「プロヴィンティア城」之誤植〕舊址。所以又名為紅毛城。鄭成功將荷蘭人逐出島外後此處曾一度作為火藥庫，但清乾隆十五年，知縣魯鼎梅將安平縣署的一部分移建此處（日人領臺後為陸軍衛戍病院）。此樓的建造匯聚了當時荷蘭人的建築技術精髓，直至今日仍可見其心血。這裡是造訪臺南者，無論如何都必須一遊的古蹟。
【以上為寫真旁附原文】

西元1622年，荷蘭人佔領澎湖。西元1624年，荷蘭人移到大員。先建造熱蘭遮城，作為荷蘭統治中心，又與之相對建了普羅民遮城（Provintia），作為商業與行政中心。因漢人稱荷人為「紅毛」，所以此樓又稱紅毛樓、番仔樓，或以其間在赤崁地方，稱其赤崁城。西元1661年，鄭成功(1624-1662)對赤崁樓發動攻擊，荷人出降、撤離。清康熙22（西元1683）年，施琅(1621-1696)擊敗鄭軍，隔年清廷將臺灣納入版圖。此樓一度用作儲藏軍火槍械的倉庫。清乾隆15（西元1750）年，時任知縣魯鼎梅將縣署移建到赤崁樓右側，並開放供人參觀。今日所見之赤崁樓形制，是清光緒12（西元1886）年，樓基填平、建造文昌閣等後的樣貌。彼時荷蘭人以紅磚石為主要建材，以糖水、糯米汁攪拌蚵殼灰做黏著接合劑，歷經三百多年仍可見其工事之紮實。目前列為一級古蹟。

徐佑驊 -「111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

每個國家都有根深柢固的迷信風俗，要斷開迷信無法操之過急；而本島人尤其執著，即使喜歡的是動物也可為之牽強附會。特別是，他們忌諱牛肉；他們極推崇豬肉且認為吃了可以強身健體，若在新婚之夜吃則可使後代子孫興旺等等。事實上，本島人吃豬肉比內地人的味噌湯還普遍，煮二、三錢的豬血就能果腹。「賽豬公」是每年一度的祭典，村民會將豬供養如神靈，養得愈大隻愈好，與普通豬隻的區別就是其受尊寵的程度，甚至是夏天都要為其吊掛蚊帳防蚊。照片攝於新莊山腳，最大隻的神豬重達七百斤。
【以上為寫真旁附原文】

由清朝流傳下來的神豬、神羊比賽，到了日治時期依然受到官方的鼓勵和認可。以新竹義民廟祭牲豚獎勵為例，由一等至十等皆有賞，飼養最重者農會有賞金，董事亦賞繡燈，以下各有不等賞金。酬神祭祀的宗教活動，隨著大量獎勵神豬比賽與改良國人豬隻品種，由原本的崇敬之心逐漸轉為追求獎牌、等第、獎金，也更加重飼養過程的人道爭議。 新莊街山腳為今日新北市泰山區一帶。泰山舊名「山腳」，清光緒十三（西元1887）年八里坌堡下轄山腳、麻竹坑等諸地，相當於今日泰山地區；日人領臺後行政區幾經變革，大正九（西元1920）年實施地方制度改正，山腳地區為新莊郡新莊街轄下。神豬競重的「賽豬公」習俗除義民信仰外，由泉州安溪移民奉祀的清水祖師，或其他如觀音佛祖、保生大帝等神祇的廟宇也多可見。若以泰山地區廟宇的興建與存續年代推斷，此照所攝之廟宇有可能為泉州安溪移民供奉「顯應祖師」的頂泰山巖，或其分靈所建之下泰山巖。

徐佑驊 -「111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

最能將臺灣地方色彩(local colour)表現得淋漓盡致的正是養鴨人家。只以小舟上一人一竿，就能隨心所欲地指揮數十隻、數百隻，甚至數千隻鴨，那模樣宛若馬上將軍指揮著萬千兵士。前幾年皇太子殿下來臺時，就有基隆河上數千隻家鴨的飼養情況供其參觀，讓其憑添興致。雖然乍看之下沒什麼，但卻似乎需要特殊的技巧。這也是臺灣獨特的畫題之一。 〔按：原文「掉を以て」應為「棹（さお）を以て」之誤植。〕
【以上為寫真旁附原文】

在寫真帖中常見的「基隆河（基隆川）」影像可能以單純的河面大景、遠拍呈現，也常見配合動物登場的「基隆河養鴨」。大正12（西元1923）年裕仁皇太子殿下行啓來臺，臺灣總督府就特地安排其觀賞「本島人飼養家鴨」——基隆河千隻家鴉放養的盛況。臺灣的鴨隻最早可追溯自17世紀番鴨的引進，早期農家以稻作為主，農作產生的半稔穀、河邊小貝小魚小蝦和水草，可作為鴨隻的天然飼料；加上鴨品種健壯、耐粗食、抗病強，因此養鴨成了農村重要副業之一，但凡有河川、湖泊分布就不難見到養鴨人家。日治時期臺灣鴨的品種主要有：菜鴨、高州鴨、陸地鴨、正番鴨、北京鴨、土番鴨。菜鴨隨漢人移民而來，高州鴨、陸地鴨與北京鴨為日本人引入的品種，正番鴨在康熙33（西元1694）年《臺灣府志》就有其「來自外洋」的記載，土番鴨則為番鴨與菜鴨的雜交種。對於彼時的日本人來說，養鴨人指揮鴨群的操竿技術是極富地方特色（土產）的風景，在寫真帖、明信片中亦不乏這樣的主題，如明治41年的《臺灣寫真帖》、昭和13年的《臺灣寫真大觀》、大正4年的《記念臺灣寫真帖》、大正7年的《臺灣灣拓殖畫帖》⋯⋯等，而一張約1930年代發行的明信片「家鴨の音樂」（家鴨樂章），甚至有中、英、日文三種語言的說明，可見此人文景觀的代表性。

徐佑驊 -「111年攝影作品詮釋資料撰研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