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臺灣，社會風氣仍然保守，但隱隱然有革新之意。我們大學生顯得躍躍欲試，追求新詩、新文學、現代時尚；一句話，新或現代就是進步和美好。

我和同系的白先勇原是《文學雜誌》的投稿者。這是外文系老師夏濟安創辦的，但不久他去美國留學且決定無意返臺。白先勇和我都有意辦個文學雜誌以防前者停辦。我最擔心的是錢，但先勇說他「有辦法」。於是我們拉了同系的洪智惠、王文興及戴成義等幾位同學，就著手籌畫起來。雜誌叫什麽名稱好呢？

我提議：「叫《現代文學》！」

沒人反對，名稱就定下來。我們分工合作：白先勇家為社址，收受文稿；我和王文興負責稿件初審，大家輪流寫稿；歐陽子（洪智惠筆名）做會計；大家輪流校對；雜誌為雙月刊；費用採有錢出錢，其它由先勇負責。社長由先勇父親手下的一位將官掛名，避免政治審查。

我當時做三份家教，有一份收入給雜誌社，費用吃緊外，寫稿也緊張，睡眠不足常會頭昏眼花。好在我們從不曾為雜誌費用操心，先勇承擔了一切。雜誌對外發行，名聲頗佳，這是最大安慰。

大三創辦雜誌，忙到大學畢業一年後，我決定留學美國，宣布不管會務了，一概留交繼任者，他們多為同系的低屆同學。

我進北一女念書時，校服是白上衣搭黑裙子。那時，全市包括全省的中學女生都是這個服飾，白衣黑裙。校長江學珠則是一年四季都是一襲灰旗袍，學生暗地裡都說，那是老處女的服裝啦。

有一天朝會，校長照例上臺致詞，突然宣布：「從現在開始，我們同學的服裝要改了，一律綠上衣配黑裙子。」

什麽？台下一陣譁然。

「因為共軍的飛機從空中看下來，一片綠油油的，會以為是森林，不會丟炸彈啦！」

大家似信非信，但也沒人敢反駁。那個年代，學生沒有發言權，服從是天職，於是乖乖地換起綠上衣了。反正只有北一女的學生穿綠上衣，也好，等於是我們的商標。於是慢慢地綠上衣由難為情轉為自在，最後甚至自豪了。

那個年代，中學生不能有書信來往，學校一律拆開檢查。我為了賺稿費，常在校外投稿，因而結交了一兩位筆友，都寄信到學校來。訓導主任逢信必定拆開檢查，然後才交給本人。我想結束書信往來，常遲不回信。

某日被訓導主任叫去，指著一封拆開的信，上面有句「很久沒收到綠衣郵差來信，不知近況如何」云云。她問：「誰是綠衣郵差？」

「大概是指我吧，」我畏怯地解釋，「想是因為我們穿綠制服緣故」

「胡說八道！不許回信，不要來往！」

「是，主任。」

小玉家貧，媽媽沒心思給她添新裝，她常年老穿著同一件衣連裙，破了就自己補，布料和顏色不一，被玩伴揶揄。

「你應該找同一個布料來補才對呀！」

「哪兒找得到嘛！」

「問你媽媽呀。」

她問媽媽。媽媽嘆一口氣說：「我們家裡窮哪，哪兒有錢給你買布料呀！你這件衣服還是隣家阿姨不要的，我要來給你穿的。你呀，要不自己去找人打工賺錢去，自己賺自己買，多有面子呀！」

小玉問找哪家，媽媽說自己去問，別再煩她啦。小玉只好硬著頭皮自己一家家問去。問到第三家，那個阿嫂說可以陪她去河邊撿漂木，替阿嫂拎著撿到的漂木。於是小玉跟去打工了。站了半天，忍著風吹雨打，抱著漂木跟回去，只給了她一個銅板。站了幾次，小玉覺得不是辦法，又去找。這次碰到一個剛產下雙胞胎的婦人。她說：「小玉，我忙著照顧雙胞胎，你正好替我照顧兩個大一點的兄妹，從幼兒園接回家，看著他們玩，有空幫我生柴火作飯吧。」

小玉說好，就開始幫忙接這對小兄妹回家，還陪他們玩到晚飯時間。工錢也不多，積了兩個月，小玉就跑服裝店。新裝太貴，就改舊裝店，但看來看去，只看上一件舊旗袍。買下來一穿，沒有合適的感覺，就把它收藏起來。

我出生在日治時代的臺北鄉下，臺灣光復後搬到臺北市。不久隔壁住進來一對王姓外省人夫婦。王太太是家庭主婦，常穿旗袍，逢年過節時服飾光鮮亮麗，令母親羨慕不已。

曾聽母親和鄰家朋友說：「女人穿旗袍水噹噹（漂亮）喔！」我當時想，將來有錢，一定要給媽媽做件旗袍穿。

父親是木匠，工作沒定時，加上五個孩子要養，經濟不寬裕。母親經常幫人洗衣，哥哥沒考上中學，就去打工幫忙養家。那個重男輕女的年代，父親卻聽任我這個大女兒靠獎學金和工讀，從北一女、臺大到留學美國，著實令我感恩，鄰居甚至側目相看。

「陳家的大兒子打工，女兒卻去讀大學耶！」

我在美國讀書和結婚，讀完碩士就去工作，不時寄錢回家。等丈夫拿到博士學位，正準備要返臺。丈夫忽然說：「中國大陸搞馬克思主義，我們去投奔大陸，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吧。」

於是我們轉念去了大陸。那是1966年秋，正趕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紅衞兵滿街衝撞，政治運動接二連三，前後折騰了十年。我們在北京和南京待了七年多，生育了兩個兒子。終於到了國門開放的時刻，我們一家四口連忙申請出國。到逹香港，和家裡取得連絡，竟發現母親已去世了，不禁號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