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攝影機具、儀器、底片及相紙等材料皆由殖民政府列管,臺人須排除萬難才得以設立自己的照相館。二戰期間由情報科舉辦的寫真家登錄,讓日常生活的攝影實踐受到更嚴謹的管轄。在日本政府鼓勵移民的政策下,日人除了在日本開設強調技職學能的寫真學校,也大量移民至東南亞各地開設照相館。
即便日人的殖民策略極為注重影音複製技術的運用及控制,卻無法阻擋複製技術中潛在的民主性,以及與時俱進的現代化腳步。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以「中藝術」的概念詮釋攝影作為文化中重要的一環,因為攝影形成新的社會關係,成為觀察日常生活的文化指標。寫真館不光記錄臺灣現代化進程的容顏,也反映出日常生活的種種面貌,更促成以「中藝術」作為觸媒的社會關係,形成如攝影沙龍及攝影組織的公領域。「寫真」在日文中同時是「肖像」的意思,這說明了攝影與肖像在日本文化中的緊密關係,因此寫真學校大部分課程為肖像拍攝與棚內燈光運用。而在臺灣話中,「翕像」所代表的是相機吸(翕)入的影像。在臺籍人士所開設的寫真館中,肖像、結婚照、外拍、團體照成為標準的營業項目。於是,從拍攝題材的方式、擺拍與變裝的創意,以及強調從業人員在攝影、暗房與處理燈光的技巧,見證臺灣視覺文化的重要一環。
在殖民影像「雙重同化」更加白熱化的同一時期,由於攝影設備相對普及,也開始有業餘的攝影人士進入影像生產的行列。這些影像在殖民者凝視的折射下,形成了臺灣進入現代化的視覺文化文件,也呈現了自我意識及朝向現代解放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