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典藏
日本人在台灣時期，寫真館進行出版。利用照片卡的方式，記錄了重要的建築物、清領時代遺留的紀念牌坊城門，以及日本人在台灣所建造的基礎建設－鐵路、明治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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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片卡」中，也有著台灣的風土民情， 當然帶有者殖民地異國情調的凝視，例如，利用水果、小孩、動物等題材作為文化「他者」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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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和澎湖群島的回憶》是由日本風景寫真先驅小川一真出版的寫真帖，內頁作品攝影者不詳。由於當時法國屬於全球攝影的重地，這本寫真帖便以法語市場為主要重點。寫真帖首先展示了日本軍隊攻台將領的肖像照，其後則集結大量1880年代起日本開始針對台灣風土民情進行的影像紀錄，範圍遍布台灣各地。而在寫真帖最後則是以清法戰爭期間的法國將領孤拔之墓作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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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和澎湖群島的回憶》是由日本風景寫真先驅小川一真出版的寫真帖，內頁作品攝影者不詳。由於當時法國屬於全球攝影的重地，這本寫真帖便以法語市場為主要重點。寫真帖首先展示了日本軍隊攻台將領的肖像照，其後則集結大量1880年代起日本開始針對台灣風土民情進行的影像紀錄，範圍遍布台灣各地。而在寫真帖最後則是以清法戰爭期間的法國將領孤拔之墓作為結束。
這次寫真帖展示的相片，即為兩名日軍在北投田埂之間行進的畫面，其象徵含義昭然若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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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寫真帖》是日治時代臺灣寫真會所出版的期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古籍研究資料庫」收錄了從大正三年（1914）十一月至大正四年（1915）十二月共14期的《臺灣寫真帖》。而「臺灣寫真會」看似民間組織， 有可能是殖民政府中的行政機關所發行。當時的日本人所組織民間攝影社團為「素人台灣寫真會」，曾創辦《影》攝影雜誌。
整個寫真帖的編排，一開始為政治性的宣示，包含政治人物的肖像，之後往往置入日人在台的基礎建設，以及台灣山川的自然風光台灣、風土民情；往往最後才是原民生活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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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三年討伐紀念寫真帖》是以紀錄太魯閣事件為主的寫真帖。隨著日本對於台灣漢族居住地區的治管逐趨穩定，便開始將殖民視野投射到清朝時期無法有效統治的廣大山林，而其結果便是推動針對原住民族的五年理蕃計畫。太魯閣戰爭是日治時期最大規模的山地軍事鎮壓，戰爭前的準備期長達二年，歷經多次的探勘、觀測、描繪地圖，動用最多的軍、警、人伕，耗費最多的軍需，最長的運送補給線，作戰時間長達三個月之久。戰事的最後，日軍以優勢的武力迫使太魯閣族繳械歸順。戰事結束後，日本政府進一步拓展對東臺灣的統治，並破壞太魯閣族部落的社會結構及傳統文化。
在這次戰役之中，受委託參與影像紀錄的寫真館，是當時由日本人在台北開設的林寫真館。寫真帖大部分內容呈現出了在日本人投射於山區資源的凝視慾望之下，對於原住民族的的治管監視措施。但在另一方面，相對於在寫真帖之中建構出來的完美治理圖像，實際上日本軍隊在太魯閣事件之中陷入苦戰，反而映證了日本帝國治管影像本身還同時肩負了建構殖民者身分與殖民歷史之任務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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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南大圳工事寫真帖》記錄了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推動當時台灣相當重要的大型基礎建設──嘉南大圳與烏山頭水庫──的過程，而該建設也持續影響今日台灣的農業發展。嘉南大圳是由台灣總督府工程師八田與一設計，其目的在灌溉當時嘉義廳、臺南廳等區域。而在1930年5月竣工，嘉南平原的水田增加達30倍，而4年後稻米收穫獲量亦增加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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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製糖株式會社寫真帖》可以見到當時日治時期台灣糖業的發展情況。由於日本政府將台灣的蔗糖視為相當重要的經濟商品，在政府的主導推動下，台灣各地陸陸續續建立了具有現代化製糖機具的糖廠。不同於清領時期較為落後的製糖技術，以屏東萬丹的現代化糖廠為例，當時日治時期的糖廠便具有自動化製糖的能力，並且大大地增加平均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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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地區某助產士照相簿》可以見到當時台灣助產士的工作情況。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助產士仍然是以日本籍人士為主，但是隨著各地大量的職缺需求，後來也開始培訓台灣籍人士，並逐漸改以台灣籍人士為大宗。這些具有現代醫學知識的台灣籍助產士後來便進駐台灣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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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日本殖民與影像治管
在乾版玻璃版（Gelatin Dry Plate, 1871）獲得商業成功後，廣泛取代了濕版照片；前者不僅分離了拍攝及暗房程序，也讓曝光時間低於一秒。隨著攝影正式進入銀版、溼版之後的第三代技術，更構成了邁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在1878年發明的動態攝影（zoopraxiscope）的必要技術條件。這時美國的喬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在攝影產業獨佔鰲頭，除了得到乾版專利外，也在1884年發明了膠卷，在以「你按下按鈕，其餘交給我們」口號推出廉價手持相機，最終於1892年成立柯達公司。在半色調印刷（halftone）技術發明以後，攝影也廣泛運用在印刷出版，人類開始進入媒體影像社會的日常生活。
「第三代攝影」隨著日本殖民主義進入臺灣，松崎晉二曾拍攝具有軍事及戰略價值的照片，小川一真也於1896年出版《臺灣和澎湖群島的回憶》。「寫真」一詞作為攝影的日文翻譯，反應了從大化革新以來漢化的肖像美學觀。日本亦善用攝影的治理特質，使這項複製技術成為看待自我與被殖民他者的視覺化工具。例如寫真帖、繪葉書，甚至是一般日人相館所拍攝的明信片，既是殖民政府政令宣導、視覺統御的技術，也是從明治維新以來「脫亞入歐」理想的自我顯影，反映出殖民地的權力影像。
從日本人的視覺治管技術中，我們看到「殖民者」的影像製造，透過縝密的治管體系反映出「權力影像」。同時，權力試圖掩飾的痕跡也被予以保留、檔案化。換言之，這些影像既屬於「被殖民者」的文件與證據；一方面則是在照片「上相」（photogenic）的表面意義之下，被拍攝者不確定的返視與回望。
